马成礼,1936年出生在山东青岛,1979年来深圳,曾任基建工程兵部队某部副参谋长。1983年转业后,曾任深圳市物业公司经理、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以及深业集团总经理、副董事长等职。
1979年3月,为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,中央和广东省设立了深圳市。小镇改市首先要搞基本建设,但深圳市内没多少基建队伍,只有来自海陆丰的搭棚队和开平县的建筑施工队。广东省里的施工队伍又有自己的工程在身,也不愿意到这个缺水缺电、缺油少煤的边陲小镇来。我当时来深圳打前站,考察完后,看到条件如此艰苦,其实我也不想留下来,但军令如山。我没有想到这一留,就从此在这里扎了根。
当时深圳的领导想请基建工程兵来建设深圳,后来批准同意了。1979年6月,由兵总总部、冶金部指挥所和一支队等有关领导组成的考察小组到了深圳,我是考察组的成员之一。当时的深圳市其实还是原来宝安县深圳镇的规模;只有一条小马路贯通200多米左右的镇,大载重车开不进去;只有一个供本地2万人用水的小自来水厂;通信方面只有区区几百台小交换机;原来的镇医院也只有十几个床位。
一支队共有1.8万多名军人和干部要到深圳,一下子全都过来是不可能的,只能一步步来。因此在深圳市建立了一个师的指挥所,直接领导从一团抽调出的三个土建连、一个基建连、一个土方连、一个机械连、一个汽车连和卫生队以及第三十一支队的一个连等,共计2000多人。
1979年11月的一天,到达深圳驻地后,我们把行军锅往垒好的砖头上一放,把柴火一点,将我们自己所带来的东北大米、高粱米一煮,简单地吃了饭。米和咸菜,我们自己带了,没有煤,只有买柴。深圳当时蔬菜短缺,很难再供应上千人的部队。未解决这个问题,每个连配了一辆生活车,每天到惠州淡水和东莞虎门等地拉菜。
当时新园招待所前面有一条排洪沟,也是原来深圳镇居民数十年来的排污通道。晴天一暴晒,就会臭气熏天,蚊子、蚂蟥大量滋生,那时流传的“深圳的蚊子,蛇口的苍蝇”也是由此而来。
1980年初,市领导决定请部队来清理这条排洪沟。我们3个连的战士们忍着恶臭,顶着被蚂蟥、蚊虫叮咬的痛苦下到沟里,工具不够就用自用的脸盆和竹筐把污泥和垃圾运出去。有的战士被熏得晕倒了,被扶到安全地带,清醒了又接着干。最终我们提前了10多天完工,节约了几十吨水泥。我们把臭水沟清理完后,在上面加了盖,成为休闲地,老百姓竖起了大拇指。
1981年夏天的一个早上,下了暴雨,罗湖一片泥涝。市领导心急火燎打来电话说,“老马,你的大吊车能不能借来吊下闸门?”原来,位于蔡屋围的排洪桥有8个闸门,由于变电房被淹,其中六个半都开不了,导致雨水倒灌市区,到了建设路火车站那里,水位最深的已经淹到胸口了。
领导不知道我的吊车也泡在水里开不动了,他追问还有没有其他办法,于是我开着一辆大克拉斯翻斗车涉水过去,并用手摇电话打给正在友谊商场施工的一个连,请他们派出一个架工班,带着能吊5吨重物的倒链过来。战士们不畏闸门上的蛇,顶着被蚂蟥咬及掉进湍急水流的危险,挂好吊钩。桥上的战士用力拉起了闸门,洪水畅通地流了出去,市区内的水位慢慢退了下来。
干活时不觉得饿,干完才发现一个上午粒米未进。此时有人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,但没有一个人吃。我心想,现在有洪涝,既然人家已经艰难送来了,干活的战士又饿,我就带头吃吧。同时我派参谋给人家把钱送去,结果参谋回来说,这是群众自发的,没法找到人收钱。
1981年,中国电子公司要建20层的电子大厦,一开始他们找了开平的建筑队。为了给部队找任务,我主动找到电子公司的周总经理,希望他把电子大厦的工程交给我们部队。最后他被说服了。随后我们从鞍山调了5吨的塔吊。1981年初,电子大厦破土动工,并赶在1982年之前竣工,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。
电子大厦是当时深圳的第一座高楼,也是深南大道边唯一的高楼。汽车在深南路上行驶时,看电子大厦会有歪斜的错觉。因此,市领导找到我说,“参谋长,你盖楼盖偏了。”我说没有偏,我请他们找市里的技术部门来测,测了之后,证明近百米的大楼垂直误差不超过5厘米,而国家容许误差为10厘米。这证明我们基建工程兵的技术是过硬的。
由于特区快速发展,1981年文锦渡的停车场要扩建,需要大量的土方回填,任务量大,时间也非常紧迫。我们土方连有十几台7吨载重的自动卸货车,就接下了任务。施工时,一辆车一天只能拉6趟,这样的进度不可能按时按量完成任务。因此我们决定每天指标为8趟,多劳多得,超过指标的有奖。
此举发动了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的积极性。战士们不按照正常上班的时间,晚上先把土装到车里,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卸车,为避开骄阳和堵车,中午休息,下午、饭后和晚上接着干。这样一天能拉12趟左右,最高的能拉18趟。工程提前完成后,战士们来问我说,参谋长,奖金发不发?
我和副师长等领导研究后认为:不发吧,会失信于战士;由于超额很多,全发的话又太多。最后决定发一半。战士们得到了十几块的奖金,相当于当年一个月的津贴了,都很开心。
1983年,两万名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就地集体转业,成立了党政合一与建设管理合一的建设公司,统管全市的规划和建设。转业时,市里有关建议我到物业公司去建国贸大厦,我同意了。于是,我被分配到物业公司当第一任经理,承担建设国贸大厦的任务。
最先我们到广州的白云宾馆参观学习。原本国贸大厦设计上是想比30层的白云宾馆高几层,考虑到深圳的发展速度太快,我们按照“特事特办”的政策,主动加到了53层(地下3层,地面50层)。现在来看,说国贸大厦30年不落后也不为过。
到国外考察取经后,我们决定把国贸大厦的外墙改为玻璃幕墙,并选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奥的斯电梯;顶层增加了中餐旋转餐厅,它使用的大玻璃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,能承受200公里/小时以上的风压。
由于集资的钱不能满足国贸大厦的建设需要,后续资金和外汇是由物业公司自筹的,为此我们想尽了可行的办法。例如,请求市政府批准我们物业公司所建的其他楼宇、住宅可以外销换外汇,以此作为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所需的资金等。我们用种种灵活的办法,最终为国贸大厦的建设筹得上亿元资金。
1985年,国贸大厦成为当时全国第一超高层建筑,接待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。“南方谈话”,就发生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里。此外,我们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老布什等。我在物业公司工作的10余年间,国贸大厦共接待了国内外政要及部级以上领导600余人。
1979年3月,为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,中央和广东省设立了深圳市。小镇改市首先要搞基本建设,但深圳市内没多少基建队伍,只有来自海陆丰的搭棚队和开平县的建筑施工队。广东省里的施工队伍又有自己的工程在身,也不愿意到这个缺水缺电、缺油少煤的边陲小镇来。我当时来深圳打前站,考察完后,看到条件如此艰苦,其实我也不想留下来,但军令如山。我没想到这一留,就从此在这里扎了根。
当时深圳的领导想请基建工程兵来建设深圳,后来批准同意了。1979年6月,由兵总总部、冶金部指挥所和一支队等有关领导组成的考察小组到了深圳,我是考察组的成员之一。当时的深圳市其实还是原来宝安县深圳镇的规模;只有一条小马路贯通200多米左右的镇,大载重车开不进去;只有一个供本地2万人用水的小自来水厂;通信方面只有区区几百台小交换机;原来的镇医院也只有十几个床位。
一支队共有1.8万多名军人和干部要到深圳,一下子全都过来是不可能的,只能一步步来。因此在深圳市建立了一个师的指挥所,直接领导从一团抽调出的三个土建连、一个基建连、一个土方连、一个机械连、一个汽车连和卫生队以及第三十一支队的一个连等,共计2000多人。
1979年11月的一天,到达深圳驻地后,我们把行军锅往垒好的砖头上一放,把柴火一点,将自己带来的东北大米、高粱米一煮,简单地吃了饭。米和咸菜,我们自己带了,没有煤,只有买柴。深圳当时蔬菜短缺,很难再供应上千人的部队。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,每个连配了一辆生活车,每天到惠州淡水和东莞虎门等地拉菜。
当时新园招待所前面有一条排洪沟,也是原来深圳镇居民数十年来的排污通道。晴天一暴晒,就会臭气熏天,蚊子、蚂蟥大量滋生,那时流传的“深圳的蚊子,蛇口的苍蝇”也是由此而来。
1980年初,市领导决定请部队来清理这条排洪沟。我们3个连的战士们忍着恶臭,顶着被蚂蟥、蚊虫叮咬的痛苦下到沟里,工具不够就用自用的脸盆和竹筐把污泥和垃圾运出去。有的战士被熏得晕倒了,被扶到安全地带,清醒了又接着干。最终我们提前了10多天完工,节约了几十吨水泥。我们把臭水沟清理完后,在上面加了盖,成为休闲地,老百姓竖起了大拇指。
1981年夏天的一个早上,下了暴雨,罗湖一片泥涝。市领导心急火燎打来电话说,“老马,你的大吊车能不能借来吊下闸门?”原来,位于蔡屋围的排洪桥有8个闸门,由于变电房被淹,其中六个半都开不了,导致雨水倒灌市区,到了建设路火车站那里,水位最深的已经淹到胸口了。
领导不知道我的吊车也泡在水里开不动了,他追问还有无另外的办法,于是我开着一辆大克拉斯翻斗车涉水过去,并用手摇电话打给正在友谊商场施工的一个连,请他们派出一个架工班,带着能吊5吨重物的倒链过来。战士们不畏闸门上的蛇,顶着被蚂蟥咬及掉进湍急水流的危险,挂好吊钩。桥上的战士用力拉起了闸门,洪水畅通地流了出去,市区内的水位慢慢退了下来。
干活时不觉得饿,干完才发现一个上午粒米未进。此时有人给我们送来吃的东西,但没有一个人吃。我心想,现在有洪涝,既然人家已经艰难送来了,干活的战士又饿,我就带头吃吧。同时我派参谋给人家把钱送去,结果参谋回来说,这是群众自发的,没法找到人收钱。
1981年,中国电子公司要建20层的电子大厦,一开始他们找了开平的建筑队。为了给部队找任务,我主动找到电子公司的周总经理,希望他把电子大厦的工程交给我们部队。最后他被说服了。随后我们从鞍山调了5吨的塔吊。1981年初,电子大厦破土动工,并赶在1982年之前竣工,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。
电子大厦是当时深圳的第一座高楼,也是深南大道边唯一的高楼。汽车在深南路上行驶时,看电子大厦会有歪斜的错觉。因此,市领导找到我说,“参谋长,你盖楼盖偏了。”我说没有偏,我请他们找市里的技术部门来测,测了之后,证明近百米的大楼垂直误差不超过5厘米,而国家容许误差为10厘米。这证明我们基建工程兵的技术是过硬的。
由于特区加快速度进行发展,1981年文锦渡的停车场要扩建,需要大量的土方回填,任务量大,时间也非常紧迫。我们土方连有十几台7吨载重的自动卸货车,就接下了任务。施工时,一辆车一天只能拉6趟,这样的进度不可能按时按量达成目标。因此我们决定每天指标为8趟,多劳多得,超过指标的有奖。
此举发动了战士们动脑筋想办法的积极性。战士们不按照正常上班的时间,晚上先把土装到车里,早上五六点就开始卸车,为避开骄阳和堵车,中午休息,下午、饭后和晚上接着干。这样一天能拉12趟左右,最高的能拉18趟。工程提前完成后,战士们来问我说,参谋长,奖金发不发?
我和副师长等领导研究后认为:不发吧,会失信于战士;由于超额很多,全发的话又太多。最后决定发一半。战士们得到了十几块的奖金,相当于当年一个月的津贴了,都很开心。
1983年,两万名基建工程兵在深圳就地集体转业,成立了党政合一与建设管理合一的建设公司,统管全市的规划和建设。转业时,市里有关建议我到物业公司去建国贸大厦,我同意了。于是,我被分配到物业公司当第一任经理,承担建设国贸大厦的任务。
最先我们到广州的白云宾馆参观学习。原本国贸大厦设计上是想比30层的白云宾馆高几层,考虑到深圳的发展速度太快,我们按照“特事特办”的政策,主动加到了53层(地下3层,地面50层)。现在来看,说国贸大厦30年不落后也不为过。
到国外考察取经后,我们决定把国贸大厦的外墙改为玻璃幕墙,并选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奥的斯电梯;顶层增加了中餐旋转餐厅,它使用的大玻璃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,能承受200公里/小时之后的风压。
由于集资的钱不能够满足国贸大厦的建设需要,后续资金和外汇是由物业公司自筹的,为此我们想尽了可行的办法。例如,请求市政府批准我们物业公司所建的其他楼宇、住宅可以外销换外汇,以此作为引进外国先进设备所需的资金等。我们用种种灵活的办法,最终为国贸大厦的建设筹得上亿元资金。
1985年,国贸大厦成为当时全国第一超高层建筑,接待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。“南方谈话”,就发生在国贸大厦旋转餐厅里。此外,我们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老布什等。我在物业公司工作的10余年间,国贸大厦共接待了国内外政要及部级以上领导600余人。